更新时间:2023-12-30
容庚,字希白,号颂斋,广东东莞人。出身于书香门第,父亲容邺南是拔贡,叔父容祖椿是知名画家,舅父邓尔雅是有名的书法家和篆刻家。受长辈的熏陶培育,容庚少年时就喜爱收集、摹写古文字,学习篆刻、绘画。
民国5年(1916)容庚毕业于东莞中学。民国10年在母校任教,讲授文字学课程。在研习古文字过程中,深感清末古文字学家吴大■的《说文古籀补》一书资料不足,不能满足古文字学日益专门化的要求,于是收集资料,计划分别类编殷、周、秦、汉文字,进行系统整理。
民国11年(1922)5月,容庚北游京师,拟在文物荟集之地增补他的《金文编》。路过天津时,谒见著名古文字学家罗振玉。罗振玉看了他所带的3册《金文编》稿本,赞赏不已,特意写信向北京大学教授马衡举荐容庚,于是容庚被破格录取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。由此,容庚在名师指导下,专心钻研学问,进一步增补修订《金文编》稿本。民国14年《金文编》完稿,由罗振玉代为印行。这是一部内容丰富、体例谨严的商周金文字典,成为研究金文的必备工具书。
由于罗振玉、王国维、马衡的提携,容庚于民国14年(1925)研究生毕业后,先后在北京大学、燕京大学任讲师、襄教授、教授,主讲金石学、考古学和文字学等课程,并任《燕京学报》主编,兼任故宫古物陈列所铜器鉴定委员。由于有机会摩挲奉天和热河两行宫所藏而未公布的上千件铜器,又先后编纂出版了《宝蕴楼彝器图录》诸书,自此著作日丰。
二三十年代,军阀混战,国无宁日,民不聊生。陕西、河南等地的百姓,迫于饥馑,往往盗挖古墓,贩卖文物求生。而异邦人士则争相购取,致令珍贵古器大量外流。容庚目睹这一景况,甚为忧愤,乃大声疾呼,号召同行努力收集和保护文物,以免中华文化的宝贵遗产落入他人之手。民国23年(1934),容庚发起成立考古学社,社员遍及南北各地,成为当时考古学界的重要学术团体。容庚择选海外所藏铜器中较有名者,编写了《海外吉金图录》,并以自己精确的考证,指出某些日本学者在中国古铜器研究上的谬误,批判他们所谓“中国出土,日本研究”的说法,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。
民国26年(1937)卢沟桥事变,日军大举侵华。这时,身为古文字和古铜器专家的容庚,积极呼吁抗战,被推举为燕京大学教职员抗日委员会主席。他积极宣传抗日救国,发动募捐,集资创办宣传刊物,并亲自撰写文章,痛斥历代对敌屈膝投降的奸臣。
民国35年(1946)秋,容庚受聘为广州岭南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。
民国38年(1949),广州解放前夕,有人劝容庚离开大陆,但他拒绝了。他说:“我是个研究中国古铜器和古文字的人,埋头工作,但我爱我的民族,我爱我的国家。”
1952年,容庚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,除了担任部分文学史、文字学和《说文》研究课程外,多数时间用于研究和培养研究生。
50年代,容庚曾提出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。60年代国民经济困难时期,在与香港、海外亲戚的通信中,容庚高度赞扬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精神。为了表达自己的爱国热忱,容庚在50年代以后,分批将自己珍藏多年的100余件商周青铜器及大批字画、法帖、图书等捐献给国家。
“文革”时期,在林彪、“-”的压力之下,他始终不讲违心之话,不做背理之事。当报上批判《海瑞罢官》及围剿“三家村”时,他一针见血地指出:这是搞“-”、“断章取义”、“罗织罪行”。“批孔”开始,有人逼他表态,他直言不讳地说:“对于孔子,不能全盘否定,一棍子打死,他的不少话还是对的。”这些直言,终于招来了残酷斗争、无情打击。容庚被打入“牛棚”,专事杂役,并成了全校闻名、重点批斗的“活靶子”、“老顽固”。然而,在无休止的批斗中,容庚却以顽强的毅力,写成《颂斋所藏所见书画小记》等100余万言。
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,他心情格外舒畅,不顾年事已高,仍接受教育部委托,举办古文字进修班,并继续招收研究生。在他87岁高龄之际,仍招收了6名研究生。
容庚在文字学、考古学以及篆刻、书画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,著述甚丰,先后发表了27部专著、50多篇学术论文,总计800万字以上,尤其对金文和青铜器的研究,在国内外素负盛誉。
自50年代后,他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、第四届广东省政协常务委员、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、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、中国语言学会理事、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、广东省书法篆刻研究会主任。1983年3月6日在广州逝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