更新时间:2023-12-30
张松樵,汉阳县(今武汉市东西湖区)柏泉人。生于1870年(清同治九年),在家排行0。张松樵3岁丧父,母亲带着他们兄妹4人在柏泉一带乞讨度日。由于灾祸连年,孤儿寡母常常终日奔波一无所得,只能摘取湖淌的菰蒲野菜充饥。到了寒冬腊月,饥寒更是逼人。为了谋生,母子们流浪乞讨来到汉口,栖身芦蓆棚、贫民窟,靠捡柴禾、拾破烂、糊鞋衬、做针线活卖工挣钱和善堂施舍度日,长期在饥饿线上挣扎。直到10岁时,张松樵才到仁善堂办的义学读书。在义学勤学3年,基本上学会了打珠算和写信,为他后来的人生作了必不可少的文化知识准备。
1883年,13岁的张松樵由姨父介绍到汉口新河坊一家小杂货铺当小倌(学徒)。名为小倌,实为苦役。他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5小时以上,承担了力所不能及的体力活,仅3个月就被折磨成皮包骨。因此他母亲咬紧牙关,把他接回了家。然而仅靠捡拾破烂和母亲日以继夜的做活是难以糊口的。又经姨表兄介绍,到大码头吴元兴酒店打工。该店吴老板为人厚道,见张松樵懂事勤奋,很是疼爱他,将女儿许配他为未婚妻。当他年近弱冠时,岳父见他精明能干,正可自立家业,遂凑得少许资金,让他在朱家巷下首开设了一家小杂货店。但开店未久,店内货物被窃贼抢劫一空。张松樵只得变卖家具和残存货物抵偿债款。这个沉重的打击使他曾多次萌发轻生之念。为了栖身糊口,养育子女,他到汉口米厂河街广大洋货号当了3年中班店员;在汉口俄商顺丰洋行当了8年上街小职员。生活非常困窘,常因日食不饱典当衣物,家人常因无衣可穿不能出门。
张松樵虽一贫如洗,但他在顺丰洋行的勤奋和能干,给同事们特别是上司留下了良好的口碑。
风云际会 扶摇直上
1898年张之洞创办的武昌纱、布、丝、麻四局(局即工厂),因经营不善年年亏损,到1902年不得不将四局交由俄商顺丰洋行买办韦应南的应昌公司承租经营。韦聘邓墨林为公司总经理,提拔张松樵为纱局协理兼管帐房事务。
韦承租四局不到1年,因生产技术落后和经营不善,年底连工资也发不出来,便将承租权转让给邓纪常,邓任张松樵为帐房事务总理。时值俄日战争爆发,日纱进口锐减,国产棉纱行情走俏,经营数年获利40万两纹银。邓见好就收,歇手不干,将四局转让给韦应南的父亲韦紫峰。1909年张松樵被提升为纱局管事(即厂长),在主管拥有5万纱绽的纱局3年中,大大增长了经营纺织工厂的才干和积累了经验,作出了突出成绩,从此在业界崭露头角。
1911年初,湖广总督瑞徵见四局的业务日趋兴旺,获利甚巨,借口筹措军费,向应昌公司借80万两,遭到拒绝后,竟组织大维公司以武力强行接管。10月武昌起义爆发,瑞徵逃走。鄂军都督黎元洪将四局发还应昌承租续办,股东们一致推举张松樵为代理总经理兼纱、布、麻三局的总管。此时,提倡国货和实业救国的呼声响遍全国,应昌公司因产品走俏,获利丰厚。韦紫峰父子企图排挤其他股东,引黎元洪借机收回韦的承租权,改由徐荣廷组成楚兴公司承租。徐任总经理,张松樵专管布局事务,苏汰余管收支,姚玉堂管会计。此为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徐、张、苏、姚四巨头合作之始。
楚兴公司承租第二年,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,进口纱布和出口棉花都大量锐减,以致原料价格降低,成本价格提高,形成经营上的生贱熟贵的时机。加之黎元洪在税收上给予许多优惠,更促进楚兴公司呈飞腾之势。张松樵为把握这个历史机遇,在布局实行日夜生产三班倒,确立的职工分红制(每年在红利中提取二三成作为职工酬劳金),在旧中国纺织工业界创了先例。
楚兴公司自1913年接办四局至1922年结束,共获利纹银1400万两,约合银元2000万元,股本增值达十余倍。张松樵获得干练的纺织工业家的声誉,个人拥有资财近100万元。
自筹建厂 缔造裕华
张松樵痛惜楚兴公司股东们挥霍浪费每年分得的红利,不利于扩大再生产;又深感承租四局,因人事和时局变动随时有解除租约而歇业的可能。于是在1920年时,他提议创办自营的纺织厂,得到姚玉堂等人的响应。经年余筹措共集股金120万元,张松樵被推选为经理。随后他用汉阳铁厂的废铁砂填整武昌新河边溜坡地约5000亩,作为厂基。经两年艰辛筹建,一座完全由武汉工商业者筹资创办的拥有2万纱绽的裕华纺织厂,于1922年3月正式投产。
不久,徐荣廷、苏汰余融资入股,给刚刚起步的裕华注入了更大资本。随之工厂改组,成立裕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,推徐荣廷为董事长,张松樵为经理。徐荣廷向安利英洋行订购纱绽2万枚、布机500台,使裕华在生产设备上成为仅次于第一纱厂的大型纺织企业。
张松樵主管企业全面生产经营20余年,备受赞誉。他奖罚分明,注重质量管理。他把自己每月的薪资、人红(按职位分的红利)2200余元作为奖金,奖给勤奋干事和作出贡献的职工,提高了工人生产积极性;实行三班制,迅猛扩大再生产。同时严格出勤检查,一天清晨,他发现常董兼会计姚玉堂(张松樵亲家)的表弟、物料站主任周幼屏迟到,不讲情面,按厂规将周开除。
张松樵主管企业时不断革新工艺,改进操作规程。他根据用户的要求,亲自练好纺纱操作技术,向全厂推行新工艺;还亲赴上海以采购纱支为名,进入日本纱厂观察,回厂后改进工艺流程,提高纱支质量,与日本纱和上海纱竞争。
张松樵严格要求儿子张沛霖及时反馈市场情况,随时调整生产结构。以销定产,杜绝浪费。实现积货少,流动资金周转快,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率高。他日常带上布袋,见到地上的白花和花筒随时捡起来,用行动带动全厂上下节约原料、杜绝浪费。
1930年冬,武汉下了百年一遇的大雪,汉江为之封冻;1931年春季又大雨连绵,经月不停。张松樵预见在夏秋间必发特大洪水,隧将工厂围墙改建加固为水泥围墙。果然,1931年武汉遭遇百年未见的特大洪水,三镇沦为泽国,市内行舟。武昌一纱厂、震震纱厂均没水中,唯有裕华安然照常生产,人们视为奇迹。引汉口英国商人渡江到裕华参观。
在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经济恐慌期间,日本棉布大量向中国倾销,武昌一纱厂、震震纱厂相继倒闭,裕华却能顶住,正常生产,实为张松樵治厂有方的结果。
徐荣廷、张松樵等在兴办裕华的同时,又先后筹建了石家庄大兴纺织厂、西安大华纺织厂,正式形成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,张松樵被选为常董,拥有仅次于徐荣廷和苏汰余的巨额股权。
1937年南京沦陷后,张松樵力主公司内迁。他不顾68岁高龄,于1938年初前往四川选址建厂房。裕华迁川后,很快在重庆、成都建成投产。解放后,张松樵自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,将裕华交给国家经营管理。
终身俭朴 乐施善举
张松樵的一生,始终过着俭朴的生活。他不羡浮华,不逐时尚。虽为富翁,仍布衫布履。他不置私用小轿车,不坐人力车,并严禁亲属乘坐人力车。他说:最不合人道的莫过于以人代畜的人力包车。他总是以步当车,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心安理得。他从不涉足伎院、舞厅、赌场,以身作则形成家风。他的儿子张沛霖(曾任武汉市政协常委),一生保持乃父遗风,清苦自甘。其孙子张方策(原子核物理博士、密歇根大学教授)在清华读书期间,衣履朴素,生活清淡,同学中很少知道他是富家后代。
张松樵虽然生活俭朴,但为乡梓捐资办学、送诊施药却从不吝惜。他常常挥泪讲述童年行乞往事,教育子孙要居富思贫,同情贫寒人家。他有感于自己早岁失学,在故乡柏泉、巨龙岗创办松荫小学,并购置土地30亩,作为学校的校产。还将汉口华安里的自有房产捐赠学校,作为办学经费。他组织慈善会,资助汉口太和医院每年用1月时间派医疗队到柏泉,为群众送诊医药,防治疾病。至今,故乡人们忆及此事,仍感念不忘。
1960年张松樵因病在汉口与世长辞,终年90岁。